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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產士助產師全國聯合會成立－助產專業的新起點

林桂美、郭素珍

台灣助產專業興衰

國際助產士聯盟 ICM對「助產士」的定義是完成國家規定的助產教育學程，並獲註冊或合法的執業證照資格，能提供婦女在懷孕、生產和產後階段所需要的指導與照護，獨立執行接生並照護新生兒和嬰兒，包括預防措施、偵測母嬰雙方的異常情況、提供醫療協助，並在缺乏醫療協助時執行緊急措施，可以於醫院、健康單位、孕產婦家裡或任何其他地點執業（郭，2001）。從西元前開始，許多國家及各種族文化中，均有助產士（midwives）協助女性生產的歷史（Brucker ＆ Reedy, 2000），助產士（midwives）在女性健康及生產照護上，著實有著重要的影響與貢獻（Capitulo,1998）。而台灣助產士的歷史，則是從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，從速成短期的訓練開始，至1922年總督府頒定新台灣教育令，公立醫院設立台籍助產士培訓及助產所速成科開始，護理助產教育歸由教育部管理，納入正規的醫學教育體制（吳，2000）。

日治時期結束前，台灣應有五分之三以上的分娩，由助產士接生，直到 1970年代初期，助產士都是台灣的主要接生者（吳，2000）。那是台灣助產專業最輝煌的時期，當時的助產士大多獨立作業，以開業助產士的模式，與醫師間維持著平行分工的模式，共同為台灣當時的孕產婦提供照護服務；然而，隨著台灣經濟起飛，醫院朝規模擴建發展，再加上保險制度、助產教育中斷等因素，促使孕產婦因醫療設備或醫療保險的因素轉而到醫院找醫師接生（郭，2003），醫師與助產士間平行分工的合作模式不再，婦產科醫師取代助產士的接生業務，使得以開設助產所為主要形式提供服務的助產士逐漸蕭條。 1972年開始，醫師的接生率超過了助產士，婦產科醫師逐漸取代了助產士的接生業務，到了1998年助產士的接生率甚至降至0.11﹪（行政院衛生署，2004）。

近年來，在全民健保制度的影響下，各大醫院的婦產科均面臨招收不到住院醫師的窘境（陳、戴， 2002），再加上助產教育不僅於2000年恢復，更已提升至大學及研究所層級的情形下，許多專家學者與臨床實務工作者，甚至是政府單位，均期待曾被視為夕陽產業的助產專業，能解決未來婦產科醫師將短缺的事實與困境，甚至提高台灣生產照護的品質。因此，助產專業在歷經沒落蕭條的過往，重新有了專業再次發展的曙光與契機。

專業團體與專業發展

所謂「專業」，即是一種知識或技術的宰制，一種知識或技術的壟斷。當這種宰制或壟斷受到挑戰、受到侵犯，那麼這個專業包含服務所得、聲譽、社會地位在內的權益就會逐漸降低，慢慢的這種專業就逐漸?落。助產人員與醫師工作上可能的重疊性，是造成過去助產專業沒落的原因之ㄧ；雖然，在許多國家的歷史中，都存在著助產人員與醫師間的各種抗爭，但是，英國、瑞典、荷蘭、丹麥、澳洲、芬蘭等歐洲國家卻仍於 19世紀建立了助產制度，助產人員更成為許多歐洲國家的主要接生者（Stone，1998），因此，企圖讓「專業」能夠達到該專業服務品質或專業知識技術的方法，就是建立專業自我要求、建立標準、建立規範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建立制度，制度是一種資源分配的機制，也是一種企圖提高生產力的機制。

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，專業團體除了具有道德整合的功能，更與國家或政治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（徐國慶， 2000）。Wallwork（1972）更認為專業團體提供了它的成員一種倫理規範，這是由集體權威所支持的。涂爾幹認為專業或法人團體不同於利益取向的商業性社團所組成的，專業團體是較無功利主義取向，並類似於初級團體的作用，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，並且有道德規範。專業團體的道德規範的產生和維持是靠團體的互動模式而來的，互動模式越強，團體就越穩固，道德規範也就越有效。這些專業團體在整個社會看來就像是有機體的各個器官，個別執行其特殊職能，整合成一個穩固的道德連帶。而 Steeman（1963）則認為，專業團體除了有道德權威之外，還會享受彼此交往的樂趣，與他人共同感受生活，如同初級團體般共同生活、共同享樂。

Chamberlain等（2003）學者認為包括助產專業在內的生產相關專業組織，其中宣導女性健康與權利、建立標準化流程、增加地方公會設立等的工作，對於減少全世界產婦死亡率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助產專業在沉寂多年之後，從被遺忘的歲月中走來，不僅要面對各界的期待，更得面臨許多挑戰，因此，專業團體的整合實為當務之急。

助產師助產士全國聯合會的成立

由於助產教育層級的恢復與提升，總統於 2003年7月2日明令公佈「助產人員法」，其中所稱之助產人員，除了舊有的助產士外，亦含括了新出爐的助產師，依據該法第 44條規定得組全國聯合會。但是，台灣當時的助產專業團體為各直轄縣市之助產士公會，其中並未包括助產師。除此之外，話說「單兵不成軍」，如果各直轄縣市之助產士公會孤軍奮鬥，則氣候難成。因此，成立具備全方位能力的助產師助產士全國聯合會，讓過去幾個不同背景的陣營，從各自為政轉而相互影響，產生洗衣機的攪拌效應，以發揮整體性功能，方能成為助產專業再次發展的新起點。於是，首先由各直轄縣市之「助產士公會」正名為「助產師助產士公會」，配合修改公會章程，並重新更換立案證書。

由於各醫事團體對衛生署的對等窗口為全國聯合會，因此，在筆者的奔走下，雲林縣助產師助產士公會黃鶴珠理事長，於 2005年1月19日召開了各縣市助產師助產士公會理事長聯誼會，除了各縣市助產師助產士公會理事長外，亦邀請了助產專業的教育學者出席，決議籌設全國聯合會事宜及工作進度，開始了「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」的籌備工作。

首先於 2005年2月16日召開「助產師助產士公會籌組全國聯合會發起人會議」，研商全聯會之稱謂及組織章程草案，並由發起人代表楊麗珠於 2005年3月1日掛號完成，向正式內政部社會司提出「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」的全國性職業團體籌組申請。並分別於該年 7月17日、 8月5日召開「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」發起人會議暨第一、二次籌備會議，會中依序完成多項籌組事項之決議。

令人引頸期盼的「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」成立大會，終於 2005年11月17日舉行，會中以民主機制推選楊麗珠為第一屆理事長，另選出黃鶴珠、林桂美、許美月、黃素雅、林?美、蔡彩鳳、許麗卿及邱明秀等八位常務理事，廖照慧、黃清碧、黃愛珠、蕭邑如、王秀美、林淑媛、黃淑月、蔡春梅、鄭阿貞、徐素洰、林阿秀、李雅芬、王玲美、王麗珍、李素娟、梁麗華、蔡惠菊及謝素卿等十八位理事，陳澄美、何麗雲、黃貴妃三位常務監事，以及蔡秀香、莊淑婷、彭土妹、黃秀蘭、黃幼喬與李淑惠等六位監事，並即宣誓就任。而第一屆第二次理、監事會亦於 2005年12月20日舉行，並以設置開業助產所、服務醫療院所、繼續教育及法規研究四個委員會。

籌組「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」的過程雖然繁瑣波折，但在各界的熱情支持與協助下，終順利成立。

未來展望

從社會整體資源分配的固著性與正義性來看，「制度化」其實是一種角力戰。是階級間的角力戰，也是強者與弱者間的角力戰。角力的對象則為資源分配的多寡與資源分配的固定化，在現今醫療環境與保險制度下，「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」，對內將以「專業性」的分類與專業操作的「效率」的分類（作業標準、作業規範的等級），來提升專業服務品質與專業形象，並據以為助產專業的籌碼，並致力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教育養成與繼續、助產專業制度與政策間的平衡、電腦化、 e化等發展。期許帶領助產專業走入新的里程碑，?台灣的婦女健康盡一分努力。

參考資料

行政院衛生署網站（ 2005 ） http://www.doh.gov.tw/statistic/dat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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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國慶（ 2000）．涂爾幹論職業團體與市民社會． 教育社會學通訊 24 ，11-24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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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pitulo, K. L. (1998). The rise, fall, and rise of Nurse-Midwifery in American.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aternal/Child Nuring, 23 (6), 314-32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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